崔卫平：与自己谈谈
经济观察报
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我越想谈论“公共的”，越是有一股力量将我拉回谈论“个人的”；我越是想要确立公共空间的起点，就越想要回到个人空间的起点；我越想努力去追寻公共理性与公共讨论，同时也变得特别需要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实际处境。
在我论及“亮起来”的公共生活同时需要个人生活的隐蔽性作为保证时（见本报2012年4月9日第48版“敞开与遮蔽”），还没有来得及谈一个重要的东西——那应该也是需要隐蔽的对象——那就是：个人良心。谈论这个对象时，需要小心翼翼，将光线调得暗一些。
人的良心与生俱来，就像康德说的“我心中的道德律令”，这也道出了那个深藏不露的位置。良心是从我们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，经常就像另一个人在说话，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它很少下命令，不催促、不紧逼，只是运用一种商量的、讨论的口气，因而这个人可以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它提供了我们作为人不大不小的比例，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界限，是我们自身之为自身的尺度。它像影子一样尾随我们
电影非常夏日，印象最深的镜头:
配合着幽绿斑驳的光影，绝望，恐惧……演员面部表情的大特写，表现得非常好。
最后一段后备箱的情节也很喜欢，挣扎，救赎，又带着点相互依偎的感觉，比起前面女孩孤独一人面对恶人时候的嘤嘤啜泣好多了（前面看姑娘哭真是绝望死了……谁来救救她…）。
所幸还有雷海洋这样的人，他软弱却善良，面对种种他不断成长，他自责愧疚，也会探究挣扎，"我宁愿被你撞死，也不愿被你吓死!"从后备箱伸出的满是鲜血的手
文章的题目，是一部中国电影的名字，是它英文名字《A Lingering Face》的意译。这部中国电影的中文名字叫做：《非常夏日》。在被中影局审查要求改名之前，它的原名叫做：《光天化日》。它的导演是不久前去世的路学长。
路导演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有朋友问我他有什么特点。我想来想去，发现他还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：在与他同时代的娄烨、王小帅、贾樟柯、张元等现在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一批人中，路学长几乎是唯一一个始终坚持其作品一定要在中国公映的人。同时，他恐怕也是同时期这些导演中，作品最少的人。
《长大成人》（1995）、《非常夏日》（2000）、《卡拉是条狗》（2003）、《租期》（2006）、《两个人的房间》（2008）是他所有的五部电影作品。他去世后网站上的新闻标题大多写作：《卡拉是条狗》导演去世。这个位在五部正中的电影确实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，我个人觉得，《卡》恰好是路学长作品的一个分界线。在它之前的两部电影，都更个人化一些，而包括它在内的后三部作品则更为市民化、社会化
“非常夏日”潘老师回归大荧幕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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